《秦商故事会》演讲实录 | 陈宏:复盘从互联网创业者到投资家的人生经历
发布时间:2018-06-12 16:39:35   点击量: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距离我进入大学也是40年。今天很多40岁的人在各个行业中,已经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国家栋梁,对我来说40岁也是一个重要阶段。

 

1978年以前,也就是我考大学以前,算是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拿到人工智能博士学位是第二个阶段,那时的梦想就是当科学家。1991-1993年我在工业界做工程师,是第三阶段,但是时间很短。第四阶段是从1993年开始创业到2003年,属于创业者或企业家的梦想阶段。从2003年开始做汉能投资,是在圆一个金融梦想,即第五阶段。每个阶段中都有一些感悟,也许有一些感悟在跟大家分享后,多多少少会对大家有点影响。

 

我记得当年在美国,有几位华人陆续创业,当时我说你们都创业了,我也创业。那时年龄最大的一个人叫尹志尧,在应用材料方面做到华人的最高级别高管。后来他回国创业,我们也帮他融资,他们公司当时研发的半导体设备已经变成亚洲最牛的半导体设备,如果没有他,很多公司买不到设备,做不了半导体,这也是他的梦想。所以跟什么人在一起很重要,跟郭会长在一起很多公司肯定也上市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低落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有坚定的决心,是可以成功的。我分享的时候也说:我认为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我坚持做我认为对的事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帮助过他们,现在每天打开互联网总会有他们的名字出现,这些企业中有很多今天已经成为市值千亿级别的企业,有的变成了排名前十的企业。这些朋友发展得非常快,相对于他们,我们的规模还非常小,但是跟巨人在一起,我们会获取很多营养。


 

我是典型的西安人,家在文艺路小学旁边。我还在乾县待过,爸爸是山东人,妈妈是江西人,后来他俩考大学时都考到了西北农学院,成为了同学,毕业后都分到了中国科学院。我出生在西安,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西安人。我奶奶是学医的,她身边朋友都是医学院的教授、医生,所以小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做医生,后来在高考的时候还考虑过协和医学院,但我怎么选择了后来的专业呢?因为在1977年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在宣传科学家的故事,比如陈景润、李政道等等,都是我们心目中的楷模。“成为科学家”就变成那个年代里每个小孩心目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梦想。

 

所以我想,我不能学医了,应该读一个高科技的专业。什么是高科技?那时候想到高科技,就是计算机,当时觉得最牛的是计算机。报纸上写得特别清楚,这是最尖端科技。当时招计算机的学校真不多,西安交大是其中一个,还有就是清华北大在招生。当时全国排名,西安交大是排第三名。那时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就是清华、北大、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当时西安交大对于很多陕西考生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是在初中就直接考大学,当时第一志愿就报了西安交大,高考的时候特别轻松。考完之后中午回来睡午觉,下午再考一点压力都没有,后来很有幸被录取,成为西安交大的一员。

 

就这样我进入西安交大读书,1978年那个时候,我年龄也比较小,就喜欢玩。打桥牌就打到全校总决赛,读书也不错。1982年毕业留到西安交大做老师,当时学计算机软件的基本都留校做了老师,大家都是做老师,没有什么变化。1982年考上出国留学生,那时候全国五所顶级学校每个学校有30-50个名额,由教育部出资让这些学生到国外去读书。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肯定去读博士,那时候“去美国叫镀金,去加拿大叫镀银,去日本叫镀铜”。1987年我考上了人工智能的博士,虽然考试时面临各种挑战,幸好数学功底还是不错,顺利通过。

 

 

 

 

 

第二阶段 1978-1982年 科学护航,坚实基础

 

 

很可惜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在当时还不是很热门,不像现在我们有大数据、算法、计算的能力,这三个加在一起的人工智能。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就是理论推证多一点。我毕业之后申请工作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工业界,一个是学校。我同时拿到了两个录取通知书,一个是大学的通知书,一个是工业企业的通知书。企业是我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想去的,是美国商业公司Sun Microsystems,这家公司给了我录取通知。虽然一直在读书、读博士,但是我其实是不太安分的,不想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写程序。从这个方面来讲,当时虽然读的工科,但是也想尝试其他工作,所以在交大工作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些商业方面的学习。

 

当时清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跟复旦这几所学校拿了很多钱去买中型计算机,是国家给的钱,给了4000多万,那时候的4千万跟现在不是一个数量级。系里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灵光,就派了我去谈判交易,我之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那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知道吃饭可以先吃饭后付钱。当时大厦的门卫还不让我进去,但是我大摇大摆地往里走,还是让我进去了。于是我们开始跟日本人谈判,最后买了那批计算机。

 

所以那时虽然还在交大当老师,但是我已经参与了中国最早做企业、商业化的一部分。后来虽然在美国读博士,但这种创业的梦想一直都在我心里。到1991年毕业的时候,我的科学家之梦基本就没有了。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也用在教育孩子上:不是说你现在喜欢的东西就跟你未来必定相关,有时候人的爱好、兴趣也是可以被环境影响的。因为你太年轻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去影响孩子,让他们去做自己的决定。这种情况在我们投资时也有,很多公司我们投资以后,作为股东,我们会思考如何去影响这个公司。因为等那些公司做得越来越大时,就已经变得很强势。但是已经建立了良好互相信任和认可的关系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跟他沟通,你会影响他,他会愿意去接受。

 

另外,创业环境也特别重要。当时美国的环境大家也知道,纽约跟加州非常不一样。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学校在纽约,当时在美国有一句话:在纽约碰到四个年轻人,四个人坐一起肯定是谈论买股票;而在硅谷碰到四个年轻人,坐在咖啡厅就一直讲创业,这就是区别。当时我一个同学比我早一年,问我“你到底想干嘛?”其实任何人都需要指导,如果你想创业肯定是去硅谷;如果你想好好做科学家,在美国做科学家要拿到钱肯定是纽约。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你的选择是要非常清楚的。

 

 

 

 

 

第三阶段 1991-1993年  工程师,稳中求变

 

 

基于我的创业经历和个性,最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去了加州,从1991-1993年开始了我工程师的生涯。我现在虽然是企业家,但是当时只是一个小年轻,后来在硅谷有了创业梦想。虽然作为工程师写程序、设计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是整体技能还不全。我经常教育孩子,虽然做编程也就是一个“码农”,但是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就比如我们跟人家去销售系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销售人员。我除了正常工作之外,就帮销售人员先用计算机做一个模拟,很简单,做一个模拟工程图,把图扫描进去读出来是真实数字。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个体系,对销售人员拿到订单非常有帮助,而且因为我是博士,他们也觉得团队里有一个博士来讲东西讲得清楚、效果又好。

 

我们那时候很多人都稍微有口音,这意味着你是别的州的人。所以怎么去练习英文,怎么去练习沟通很重要。我当时就学习这些东西,逐渐的,上级就带我去见客户,再后来就说“请陈总把这个方案讲一遍”,慢慢我就可以跟人沟通了。所以后来我又懂技术、又懂行业、又懂销售,这给未来创业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工程师阶段时间虽然非常短,只有两年时间,但培养了自己很多技能。因为工程师阶段没有什么压力,只需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回看当时,其实一直都有创业梦想。

 

 

 

 

 

第四阶段 1993年-2003年  企业实践,倾力实干

 

 

现在我们发送文件一直是用互联网,但当时主要用传真,我出去讲用电子邮件,不一定需要用传真。但是那个时候谁不用传真,谁会用电子邮件?!从这点来讲,当时大家都不太理解。

 

后来自己要买房子,就到处去看房子,觉得效率特别低。当时互联网刚刚开始,我们这种学技术也懂点互联网的人,就想能不能打造一个东西,就像今天的“搜房”,在网上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所以做任何创业也是一样,要问创业者你解决了用户什么痛点,是不是革命性的痛点?因为做出来的这些东西要用得上。

 

另外你的用户痛点解决得特别好,产品就有可能爆发得特别快。在这个过程中怎么爆发?就像搜房这样的公司。当时我想做“搜房”的时候,发现美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不行,没有互联网就上不了网,于是你又找到另外一个痛点,所以就做了第二业务。这个业务有点像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一样,就是上网服务商(ISP),让你先上网再说。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融资,我也进入了创业阶段。我是1993年创业,当时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还没有创业成功案例,只有台湾有一些。我们去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工程师或者刚刚去,没有任何人脉关系。那时候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创业就有点像今天的越南人到中国来,你们有腾讯、今日头条,我也想在中国做一个互联网公司把你干掉,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太可能。

 

    我当时想做一个服务型公司、通讯公司、互联网公司。但是需要融资,我从大陆过来也没有钱,那时候的留学生不像今天的小孩,“爸爸妈妈这是账号给我打点钱”,爸妈一验证钱就过去了。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父母的薪水也就六七十元人民币,不到一百元。我出国的时候是1985年,薪水是58.5元,即使把100元的薪水打到美国,吃饭都不够,怎么去融资!我当时也没什么钱,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一件事,就是商会现在做的这样的事情。

 

        在座的各位,商会绝对是创业的好平台。我这个人不安分,我就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协会,最早是参加者,后来逐渐变成组织者。我们参加了一个网络协会,因为硅谷有网络,会长都是台湾人。在美国的华人创业,大多数人是台湾新竹交大毕业的,新竹交大在台湾创业界里是最牛的,因为很多学生是学电子、计算机的,所以很多CEO、上市公司老板都是从新竹交大毕业的。后来他们做会长,我就给他们跑腿做秘书之类的。

 

等到我创业的时候需要50万美金,50万美金可以租一个办公室,把团队召集起来。我这个人当时爱国意识比较强,大家一直讲要统一台湾,我比较以身作则,我太太是台湾人,我已经把她同化了。我觉得我这样做,她肯定没话说,肯定是支持的。当时她们家是做生意的,就给我们一点钱。同时我又去找了我们这个协会,问问我们这样的企业能不能给一点钱?当时我们没有号召力,但是我太太的家人有号召力。所以创始人拿天使投资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影响力大的天使,就会有很多人跟着。我们就这样弄的50万美金,天使公司就这样起来了,这是我当时的第一笔融资,在美国做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公司。这种ISP公司后来做的时候发现不行,因为设备更新太快,当时用Modem拨号上网,没几个月,大概六个月速度就提高了,设备就得重新买。现在做业务里面叫摊销,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做五年,六个月就报废了,所以对资金的需求量是蛮大的。第二个就是网络很贵,第三存储器很贵,那时候1000美金只能买1兆空间,今天随便发一个文件就有1兆,所以我们就一直需要钱。

 

但是光靠自己朋友圈的天使投资不行,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找机构投资。那时候第一次学习跟美国这些主流VC打交道,主流VC基本还够朋友。也有的VC说,你们是共产主义国家,知道怎么做生意吗?总会问这样的问题。当时第一次做企业,做企业最大的初心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来证明,大陆来的留学生不但是伟大的厨师、伟大的工程师,也可以是伟大的创业者。

 

当时为了证明这个,我们的独立董事黄炎松跟我讲,好像你做企业就不是为了赚钱的。现在来看,我那个方法论是对的:先冲流量,流量足够了再逐渐转化。当时没有VC在不认同你持续亏损的情况下来投资,当然现在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了。但我们因为这个要盈利,所以压力很大。

 

后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的的确确做得还不错,不过中间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ISP业务做到加州的前两名。加州的另一家企业叫Netcom,比我们大,我们第二名,他们第一名。他们会资本运作,他们有一个全国网上市了。互联网里面最早上市的两家公司,一个叫Netcom,一个叫UUnet。基础设施上市我们是第一个,在我们行业里面,如果你没有做到前三名,很多资本那时候就退出了,因为大家在寻求一种投资效应。当时这波人就变得很强,我就没有跟上去这个节奏,自认为自己还是工程师情怀比较多一点。所幸后来企业做得还是不错的,还不是一个烂企业,继续成长做得很好。不过当时这个企业不能再做了,因为有两家上市做得很大了,有很多很多的钱,能融到我们5倍、10倍的钱去做宣传。这个就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就要做一些决断。那时候教训也蛮多,当时很多企业也没有钱,雅虎的杨致远来找我们,他在斯坦福里面搞了一个雅虎,他也没有钱。学校觉得流量贵,就要把他们踢出来,我们在加州是很有名的,他后来就找我们。他们没有钱,说拿雅虎的股票换我们的服务,我们后来开玩笑说雅虎是什么破公司,就是要钱。

 

再后来我们碰到杨致远说,如果当时跟你换了股票也值不少钱,但是当时没有做。当时很多创业者对于资本一点概念都没有,就只知道把自己东西做好,把客户服务做精细。这时就有公司找到我,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说:有五个跟我们情况差不多的企业,而且都是各自区域里面的龙头老大,但是如果每一个都上市的话,规模不够。不如你们五个合并在一起,你们五个公司的客户也不在一个地方,合并的效应肯定是“1+1>2”,合并完以后咱们再去上市。

 

当时我也走投无路,想找到新的方向,所以后来我们就答应了。但是当时市场突然变得不好,在这个行业里不熟的人没有定力,可能怕上不去,我们需要要掏钱去请一些了解的专家,把我们数据整合成一个数据。公司没有合并数据,但是虚拟合在一起跟国内不一样,它是可以把五六个公司全合在一起写成一个上市招股书,上市前一天只要把你们整合在一起就可以,非常方便。他为挣这个钱就放弃了,但是另外一家,现在我们投资的一家旅游基金,它以前整合过相应的东西。他就找到我们几家,我们是第一家给他整过去,他当时谈了1000万美金,当时1000万美金是非常多的钱。1000万美金我们卖掉,一半现金,一半股票。股票我们可以选择,想留的话可以留,你也可以拿现金。他就整合了几家,他们有主导的基金。我认为第一家是一个纯粹的皮包公司来弄的;第二家他有基金,他就相信这件事,帮我们先买50%,再买剩下50%。准备上市的时候把所有人的整合在一起。 

 

后来没过多久就上市了,公司又运营一年,达到56亿美金的市值。当时我要是留10%股票在里面就不少了,后来我把这个事讲给王功权,在中国一定要把这种金融经验去重复一个案例,后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案例。

 

这是那个时候的故事,当时只能赚到小钱,因为对金融不熟悉。后来我们这家互联网公司是亚洲人在美国做互联网的第一个上市公司,那时候包括中国电信、网通、联通、工信部的领导,我们都熟悉,包括台湾、新加坡类似的公司也都熟悉。他们来美国取经的时候都会去亚信,去我们公司取经,我这个人当过老师总是喜欢跟大家分享。那时候我才35岁,就爱折腾。当时又发现有一个商业应用:那时候查电子邮件会拿PC,接一个电话线,打到当地电话号码里面,再连上我们这边的网。但是在当地找账号,也没有AOL这些上网账号,就只能打回国内,而且信号不稳定,发几个邮件就要100多美金,非常贵,否则没有办法查电子邮件。我就觉得可以做一个全球互联网的漫游网。

 

于是我们就申请拿到这个IP,也就是全球数据漫游知识产权。我们的数据漫游技术原理很简单,做一个软件把几个不同的网络连接起来,你可以把软件买去或者我免费给你。那时候的互联网思维就是免费用,免费给你以后你把我这个软件放进去,我这个软件跟你数据库是对接的,中间是一个安全的网络。比如新加坡电信的人到了美国,不用打电话到新加坡,直接打到我们网络里面,只要加一个后缀,就连到新加坡。如果新加坡验证成功,我就让你上网,上网以后就记录什么时候来的,待了多久,然后我们两家来结账。

 

其实今天网银就是这么做的,现在运作这个东西的就是支付宝,当时没有这个概念。那时必须让亚洲的电信商同意,我就谈判,他们都反弹,为什么要联合?做一个可以了,给你付一个软件的费用就好了,为什么要中间机构做这个协调?因为当时大家还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跑到每一个地方去说服别人。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们坐在中间,所有亚洲电信公司的代表都是副总级别的高管飞过来。我们谈判见面说服他们,把交易结构谈好,最后在1997年在新加坡宣布成立GRIC全球漫游联盟。宣布的时候把所有CEO都拉去了,所有新加坡电讯、日本电讯互联网部门的CEO全去了,当时就是我最早来组织的。现在也觉得,不管别人职位有多高,如果你自己对这个行业非常自信的时候,不要胆怯。我发现有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员工,碰到特别有经验的大佬们、领导们的时候,他就紧张,就哆嗦,越哆嗦讲的东西越没信服力。如果在我们那个谈判会上,我当时真哆嗦了一下,只要有两个人举手说不通过,不联动,这个事情就没戏了。但是最后基本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就这样通过了。

 

这是生死一面,把这个谈判搞成了,第二春就有了。第二春做好,第三春就有了。当时特别坚信,我回来就说,我没想到自己那么坚决,就站在那儿讲,为什么这样做?不做你的坏处在什么地方?后来就说服大家了。以这个事情为基础,后来有些投资人问过,公司后来也融了不少钱,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我们公司当时网络上接近200个国家地区都有接入,是全球最大的漫游网络。那时候我每天都在飞,在14个国家都有分公司,虽然公司不大,但我们的模式也是像华为一样的模式。因为我是直接对运营商的,所以在北京有4个人就够了,我们在中国的客户就是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为什么中国放4个人,不放1个人?第一,在中国做事,移动和电信不希望是同一个人跟他对接,他们的商业机密必须把对接人分开。第二,在跟电信、移动谈判的时候,装服务器的时候不是直接装一个在总部就行,而是30个省都要装。当地的数据会做移动数据,电信很多人都知道,那么我要花很多的精力,把一个一个公司连在一起,变成网状的公司,变成这么大的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艰辛,不过国际经验等各方面也学习了不少。在这个过程中,为以后做企业总结到几个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卖ISP的时候,在一个特别分散的市场情况下,如果通过资本,把一些资源有效结合起来,增加它的规模、降低成本,这个企业可以做得不错,然后由垄断产生利润。因为小打小闹永远在那个地方,大家越挤就越不值钱。如果拿了股票,回报是非常好的,所以不一定非要做老大做CEO。

 

回国后,我在国内投资的第一个公司,就是主导王功权跟谭智做了框架传媒,今天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电梯里面有很多小框框,那个就是框架传媒。这家小公司当时只有3000万的营业额,100个员工,公司负债1600万。他们有两个业务,一个是电梯里的固定框框,还有一个跟分众一样在电梯里面放LCD。那时候他们发不出薪水,这家公司当时就叫框架公司。我们就把美国的概念引进来,我有基金牵头,不用说服大家来做,我们进去直接变成框架传媒的控股股东,做得第一件事是把1600万亏钱的股权卖给分众传媒。那时候分众跟聚众在LCD里面已经拿到了凯雷投资等大资本的钱,准备要上市了。我们就跟他签了一个合同,让分众在一年之内不能做楼宇里面的框框业务,我们直接把竞争对手排在外面。之后框架公司的债务就突然就变成零,亏钱的业务没了,债务也没了,变成零以后这个框框还不太赚钱,但是至少有利润回来了,我们就发薪水,就把公司盘活了。

 

我们把这个1600万负债卖掉之后,公司马上变健康了。当时有七个竞争对手,都是每个城市的老大。我们作为主导者,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这几家公司整合在一起。我们从5月份开始,8月份整合完毕,谈判特别快,谈判完一整合就变成一个新框架,我们企业就叫新框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裁员,因为以前每一个公司都要卖给大众,我们要去找人,七个公司就需要七个销售员,天天陪客户喝酒。变成一家公司以后框框变多了,只要有一个人找客户就够了,而且拿回来的单是1000万,还不是50万。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现跟楼宇谈判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以前七家都要跟每一个楼宇谈,现在就变成一家公司去跟楼宇谈:现在你给我的价钱降一点,不降这个楼宇的电梯就空在那儿,它也卖不出去。就这样被我们整合完了,我们的成本就降低了。

 

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是找4A公司,他们量也很大,帮别人抽成。他们看我们积极性很高,那个价格马上也起来。整个行业垄断、产生利润以后,在短短几年之内,最初是3000万的营业额,后来合在一起的营业额达到13亿人民币,其中有7亿是净利润。今天我们这个业务还是分众传媒里面至少30%以上的净利润来源,这是非常精准的。我们做的这个投资案例,后来变成了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中国案例。大家如果在清华五道口读书都知道廖理院长,北大光华的经济教授当时是在哈佛,他有一个学生当时在我们公司做实习。他们就找到我们,把这个东西写成了案例。后来听说斯坦福等很多学校都提到我们这个案例,不只是在哈佛教,在全美很多学校都教。

 

这是中国当时最早的一个投资案例,通过资本运作方式,把一些非常分散的资源,通过“1+1>2”的方式整合起来,通过所有的加法让它增值,产生的不单单是资本上的高估值,而且变成实实在在具有长期价值的一家公司。公司的价值,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有营业额和利润。这是在过去经验当中,我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我自己做交易的时候,最初只懂行业不懂资本运作,后来通过在国内的各个投资,用同样的方式打造出来一个巨大且具有长期价值的公司。今天为止,框架传媒还是一个非常有商业价值的一家企业。这是过去实战中学到的一些经验,就像刚才讲的,你在互联网行业里面最好做前三名,前两名。所以把握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美国创业的时候,我们很难融入到主流圈。GRIC上市,50亿美金左右,当时在美国算一个很小的公司,因为大企业有很多。那时候在美国碰到戴尔的CEO,介绍自己时,人家就只是握个手,说你好,我是谁谁谁,但根本挤不到那个圈里。当时创业融资特别困难,也没有什么关系网,很多创业工程师没有接触过这个,怎么做?当时美国有很多创业者,我也是准备上市,但还没有上市,他们就找到我。当时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协会,亚美制造商协会,在那边叫AAMA,里面是大陆、香港等各地的人,我是第一个作为大陆留学生去做的会长。在那时候很多国内留学生在创业时都遇到了资本、各方面对接的一些问题,当时我想能不能成立一个组织去帮助大家。(即后来的华源科技协会)

 

怎么去帮助大家?第一,这个组织可以变成中美间的桥梁。那时候只见北京、深圳跟陕西来的领导,别的地方领导都没见过,包括省委书记。因为我们还有工作,去硅谷的人非常多,都要找当地组织,我们当时是最大的组织。当时去的领导很多,我们变成了当地影响力很大的华人科技协会。微软的陆奇总裁跟我是同届会长做了一年,我们这个协会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成为帮助中美之间沟通的桥梁。

 

第二,我们的组织可以帮助中美大陆的留学生创业。免费去帮助这些大陆来的留学生。很多在中国做VC、PE投资的都是从硅谷过来的,百度也是从这儿过来的。从这个方面来讲,过去包括在上海做半导体的人都是从我们华源科技协会出来的。华源科技协会早期这波人,创立了北极光、赛伯乐这样的投资公司,在2013年以后,把美国之外的VC、PE整体概念带到中国,加以实施。 

 

做企业保持行业前三名,我一直在实践它,这时候成效就很高,如果做不到,很可能就死掉了,这是简单的道理。另外一定要跟比你强的人在一起,不要看人家变大变强了,就自卑、不跟人家接触。我刚好相反,心很宽,我这人个儿不高,天塌下了有高个儿顶着呢。我觉得心态要放开,其实很多人很方便帮助你,只要不过分去强求人家做不到的事就行。我在微信群里发的意见就是这样,第一多花一点功夫,我知道谁和谁比较近,比如我知道他俩想做生意。第二我把群一拉说你们互相聊吧,打电话就能办好,这种是顺手之势,如果要花很多精力是另外一回事。

 

总之就是要跟巨人学习,巨人那里有很多好东西,可以学到很多。人需要不断的学,到今天我还在不断学习。去年10月份,我们十多个人去耶鲁上了四天的课程。是我们自己要求专门安排的,校长安排我们见了近30个学院、系领导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等。去的三天学的是生物,我自己不是学生物的,但是我们公司有一个生物医疗组,所有我们学了基因学等好多东西。去的这波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投资人,都是管几百亿基金的大佬。耶鲁也愿意接待我们,我们这波人去了以后学到了东西,回来马上就有得用了。这些知识在各个方面,我感觉对人的成长帮助非常大。

 

我们做了大量的交易是跟BAT做,为什么跟BAT做?有一个数据,中国50%的独角兽企业跟三家公司有关系:百度、腾讯和阿里,还没有算到今日头条、美团。今天我们就是跟最优秀的独角兽在一起,刚好是一个生态体系。在美国华源科技协会里面,第一是有一帮志同道合的人;第二都是跟行业非常优秀的人在一起做合作伙伴,会被他们带着往前走;第三就是产生动力,你跟不如你的人在一起,你得到的是自豪;但你跟巨人在一起时,你希望跟他一样,产生前进的动力。

 

就像我们研究为什么有的人在雪地里,他有意志就活下来了,有的人一放弃就死了。就是意志会让一个人产生完全想象不到的力量,你跟非常优秀的人在一起就会被他所激励。比如尹志尧虽然60多岁该退休了,但最高层的那些人也被年轻人所激励,觉得你可以创业,我也可以创业,就做了非常好的公司,直到今天都很优秀。这就是让我学到的道理,跟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多交流。其实他们也想跟你们沟通。不是每一个高层领导都像马云一样找不到,常常要见总理、总统之类的。很多人其实可能有很多爱好,你是可以有机会跟他在一起的。

 

回过头来再看我的创业梦,当时在美国我在想要不要继续做。我在华源科技协会的时候影响力还是非常大,华源科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那时候,每年年会有一到两千人,2001年开年会的时候101公路会塞车,那时我们的影响力非常大。台湾也有一个玉山科技协会,但我们的气势远远压过他们。我做了三四年的会长,后来的会长有当时新浪网的CEO,再后来变成马云,当时还有一个张首晟,都是一些名人。那段时间我们在大洋彼岸天天想着中国要崛起,要为祖国摇旗呐喊,这是我落地回国的原因。

 

当时斯坦福、哈佛有一些人,是大投行想做中美之间的交易。我就把我们华源科技协会所做的事变成一个商业模式,之前是帮忙投行他们的交易,也给人家一点干货。另外就是中美之间的交往,不光是TCL买国外的公司,跟当地谁认识一下,谁可以交易一下,我们也可以帮助买卖公司。

 

 

 

 

 

阶段 2003年开始 15年汉能,踔厉奋发

 

 

到目前为止我的金融梦做得非常好,“汉能”到今天来讲就是“中国人能做”的意思。我从2003年创立了汉能,这是我的第四个企业。做汉能投资,就是想做全中国最顶级的投行、私募股权基金,这个梦想很大。过去因为我不懂金融,不懂怎么运作失去过很多机会,但同时又对这个行业感兴趣。我做过CEO,融过资,拿过钱,也买过几家公司做CEO等等,各种事情都做过一点,对这个过程非常了解,又有能力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如果金融界跟刚才讲GRIC联盟的时候一样,带来的电信运营商跟全球对抗的话,我这个金融商也可以做同样的事,这是放眼全世界的梦想。

 

创业方向看好了一定要坚持,绝对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跑出来,一定要坚持。如果你自己有梦想,有坚持,然后有很好的执行力,你所做的东西成功率就很大。

 

汉能到今天为止已经算精品投行,在服务新经济的投行里排在前两名。我一直告诫我们的员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当今时代,一个企业的成长不单单是一个CEO的问题,这跟我们那个年代创业不一样。

 

从人才角度来看,汉能也能吸引到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连续两年是北大光华学院的最佳雇主,有一年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最佳雇主。去年我们招了四个省状元,很多优秀人才愿意到我们公司来,证明这是一个顶级的品牌。我们在基金投资排名里面都是前30,中国有上万的投资机构,虽然没有红杉那么高,但是能挤进前30名也是一线。

 

我们每个阶段做的东西稍微不一样,有对人才的诉求,对技能的诉求,还有对专业知识的诉求是非常强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还是把这15年作为一个创业经历,对我来说这仍是一个创业公司,一家在VC/PE并购里面非常专注的企业。

 

 

 

 

 

 
 
总 结

 

汉能发展这15年,我们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前最大的交易单是C融资3000万美金,已经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剩下的是500万规模做一单。现在的交易常常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美金,这说明中国变得强大了。以前框架传媒是我们控股的一家公司,我们投了1000万人民币投了一家公司,今天1000万人民币投资连天使投资都占不了多少股权。

 

刚才讲到一些公司,阿里巴巴、百度跟腾讯三家BAT都是1999年创业的公司。当时见李彦宏的时候他刚开始创业,见马云的时候是在国内一个VC会上,我跟丁健,就是亚信的CEO,他讲得特别夸张,就是十八罗汉。那时候马化腾的公司还没有上市,上市时规模才6亿美金,京东找我们做的B轮融资,当时也很辛苦。但是今天看这些企业,全世界高科技企业十大家里面就有两家中国公司,一家是腾讯,一家是阿里巴巴。还有其他无数公司,刚才讲到的今日头条、小米、爱奇艺等都在往上跑。

 

这样看,15年的变化真的非常大,当时这些互联网企业要见中国移动的一个领导比登天还难,腾讯跟阿里巴巴的股票去年一年新增的估值就超过了中国移动的总市值,等于五个中国电信。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时代变迁,你稍不注意就被淘汰掉。过去这么多年,刚好我们陪伴小公司变成小巨人,再变成大巨人。跟强大的人在一起,随便拉一把你也上去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VC、PE中国国内的自有品牌变得越来越强的原因。虽然红杉资本是国外资本,但是老板是中国人,一个大陆人。以前没有办法跟国外竞争案子,今天他们都具有竞争力,我们也一样。以前我们怎么敢跟高盛竞争?跟摩根士丹利竞争?跟中金竞争?现在很多这样的公司,已经是我们同台竞争的长期合作伙伴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长期的成长意识应该是怎样?第一个是自主品牌;第二个是自己的团队;第三个是有很多的客户。

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在我们行业里面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头部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 2016年中国A股上千亿市值公司有45家,2018年上千亿市值的公司应该有80家左右,这说明很多公司市值提高了。但是市值低于50亿人民币的公司在2016年应该有400多家,今年则是1300家,就是A股上市的小公司越来越多,两边增多,中间没了,说明要么你小,要么你大。

 

其次团队好不好?行业地位怎么样?商业模式如何?如果都不错,你投进去差不了多少。即使这四个方面都排第一、第二,也有可能夭折。比如虽然有很好的基金在里面投,但没想到阿里巴巴跟腾讯打架,结果把你打没了,再好也没有永远,这时候选择投资人就很重要。

 

        刚才说到资本,资源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人给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很多资源。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站队,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到巨无霸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要做选择,哪些行业可能被选择。如果你选了这个行业,在跑道里有巨大的机会,但是如果在资本、资源各方面都没弄好时,其实我们胜算也是有限的。

 

        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第一肯定是机会,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巨大机会才有他们的存在和成功。

 

第二点,成功的公司里面有很多特征。比如腾讯,产品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对产品捕捉很重要,在互联网行业里面,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个好东西很快可以装1个亿。如果在传统行业里发展,人和网络发展相比怎么可能那么快?不可能,这就是互联网赋予的力量。

 

第三点,执行力很强,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干成。比如蚂蚁金服已经超过了很多公司,应该是工行的一半。这种互联网新经济赋予了很多,他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些企业跟传统企业不一样,传统互联网发展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消费升级带来的机会。技术力量对于传统供应链体系带来的提高,这就是赋能。

 

我们看IT,十年前没有想到今天市场会变得这么好,投资人赚了那么多钱,回报都是几百倍,上千倍。中国互联网企业有几千亿美金,但是中国医疗行业市值最大也就是1000多亿不到2000亿,可是世界上有快30家企业市值超过1000亿美金,这不合理。我非常相信未来的中国,在A股上市公司里面肯定有上千亿美金这样的公司。10月份跟我们去美国的一个CEO,就是药明康德的CEO,他的公司有2000亿。这个公司是非常国际化的公司。现在人的寿命变得越来越长了,对医疗的诉求越来越大,投资界也在看这样的东西。

 

在这15年当中,总结一下,新的技术一过来就把你迭代掉,现在唯一能打败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

 

私募股权行业有将近20万员工,为国家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VCPE这个行业还是非常阳光的,因为我们公司提供的是融资。但这个行业也有风险,泡沫风险。因为社会上有太多不理智,跟风,一听到独角兽就进去。不是每一个独角兽都是好的独角兽,也有有“毒”的独角兽。因为你对行业不理解,过分相信才没有回报,所以投资很重要。一个1000亿市值的公司,2000亿进去肯定有风险。企业做得很好,也很成功,但是你亏钱,所以金融成本很重要。

 

通过中兴事件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GDP可以涨得很快,但比较虚。你想一想,真正硬搞硬的时候你就没有硬实力,一个简单的限售就可以让你倒闭。半导体芯片技术我也投资过,过去几年公司VC、PE在这个行业里比较浮躁,大家都喜欢商业模式的公司,很多公司烧很多很多钱。

 

这时候我觉得通过中兴公司事件有一个提醒,国家要强大,真正的基础研究能力等各方面要非常强。有教育背景、有技术能力、做半导体的这些大学生没有办法创业,因为太需要钱。我们西安是有的,西安这方面是中国高校里面最好的。我昨天在上海碰到一个半导体从业人员,我说你觉得半导体这个高新技术最成功的城市是哪里?他说第一肯定是上海,上海以前就没有发展互联网,后来拼命去发展高科技,比如张江工业园区等等一大堆。还讲到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这些方面都还不错。另外做互联网的时候,凡是西安高校的学生都不在西安待着,都跑到外头去,你没人才根本搞不定。

 

这方面武汉就做的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板。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企业,有VCP跟政策结合在一起。后来有一次我和冯仑、张朝阳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大家跟浙商都很熟,说浙商很团结,到今天还是如此,都是以合伙人的方式。陕西的创业者,不善于把自己最优秀的地方表达出来,现在新一代的CEO,有能力一定要把自己最精华的一面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就融不到钱,所以表达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有就是合作,比如帮忙等等,增加你的胜算率。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家乡更好。我毕业于西安交大,也希望交大先做好,先做好品牌往前走,都是一样的,它是相辅相成的,是要统一的。我们陕西商会今天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来共享,互相交流,就很好。

 

今天不是纯粹讲座,是讲人生感悟,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陕西也有很多优秀企业在外面做得也不错,怎么跟他们结合起来?我们做商会的时候也曾经反思过陕西人为什么很少聚在一起。其实陕西有很多优秀的企业,但大家不怎么在一起混。清华、北大的学生很优秀,我们愿意招他们的原因不只是人聪明,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时候就接触了很多事物、演讲等各方面,所以他们的视野很开阔。

 

        各位陕西的校友们,今天在座的也有从各个学校来的。记得北大120年校庆,我在北大百年讲堂讲话,北大的学生团结感就特别强。我们交大就特别腼腆,一个是国内的企业总裁,一个是海尔CEO,这两个人合作了十多年,后来搞交大总裁聚会的时候,才知道你是交大的,我也是交大的。冯会长做会长的时,我们商训叫“抱朴守拙”,也代表陕西人的个性。但新经济时代,要成为新经济的人才,需要更加开阔,学会把自己表达出来。

 

        暂时先分享这么多,还有一些具体问题留在接下来的对话环节。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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